现代医学常常强调自己的自然科学特性，有些中医为了标榜自己的现代性，也有意识地和人文学科保持距离，实际上中医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的滋养，真正的优秀中医必须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，近代名医施今墨、程门雪等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，从传统上来讲，医生和儒生就有天然的联系，求取功名固然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第一追求，而古话有云“上医医国，其次医人。”如仕途不如意，常常转而为医，况且医术本就是仁术，学医还与尽忠、尽孝密切相关，这也符合“儒”的道德追求。

    儒生是中国特有的知识分子，他们饱读诗书，谙熟儒家经典，有着统一的信仰，既成为社会结构中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，又是政治子系统中官僚阶层的替补大军。“中国医学为儒家一门大学问”（陈兼于《兼于阁诗话》）。仕途不意等因素常促使儒生们信奉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之说，转而业医。

    历史上，名医大半系习儒出身。这就为维护中医理论体系的超常稳定，提供了人员的保证。因为儒生尊奉先圣、习惯于调和，每每乐津于先人之说或旧有认识，恪守原有体系。即使有所探索创新，也只是在儒家学说框架内的尝试，他们不愿也不敢越雷池而妄动。因此，医家的行为意向及结果并不构成对旧有理论体系的怀疑和冲击。正是在这多重有力的调节机制维护下，中医理论体系两千年来呈现出持久而缓慢的、量方面的递增、膨胀，并无质的跃迁和结构上的变革，体现出超常稳定的特征。